• 魏杰:中国经济须“六稳四进”
  •     作者:中略咨询    浏览数:1687    时间:2017-9-28
  • 中略导读

           中国经济要“稳中求进”。稳什么?不是稳增长,而是防范金融风险;进什么?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



           关注一个时期的经济,主要关注两个问题:第一个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风险点在什么地方,要清楚风险点,因为风险搞不清楚,麻烦比较大。第二个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,新增长点到底在哪里。所以,对于未来风险点的判断和增长点的判断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。那么对未来几年,这两个问题怎么判断呢?


           风险在哪里?决策层已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——未来我国的风险主要是金融的风险,不再是别的风险。这是个重大调整。过去我们把风险都判断在经济发展上,认为经济增长一旦太慢,增长速度低于7~8%就会爆发风险。所以,过去经常提“保增长、稳增长”,原因就是认为风险主要在经济增长方面。2017年年初开始,决策层正式提出中国经济未来的风险不在经济增长方面,而在金融方面,所以提出要防范金融风险。防范金融风险成了最主要的一个问题。


           未来的新增长点在哪里?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供给侧结构方面,提出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这个改革的提出表明,已经判断未来的主要增长点在供给侧方面。


           我们可以看到,从今年年初到现在,决策层讲得最多的两句话:一句是防范金融风险,一句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实际上,这是对未来这个时期两个主要问题的判断:风险主要在金融方面,要及时防范金融风险;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供给侧方面,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下面,和大家讨论一下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。


    一、六条对策防范金融风险


           防范金融风险,是决策层判断未来我们将面临的主要风险。怎么防范金融风险?到现在为止,一共提出六条对策。


           对策1:抑制资产泡沫


           一般来说,金融风险往往是因为资产泡沫破灭引起的,所以,抑制资产泡沫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件事。什么叫资产泡沫?就是资产价格涨得太快。


           众所周知,价格分为三种:第一种是消费品价格,英文缩写是CPI。消费品价格如果涨得太快,叫通货膨胀。第二种价格是投资品价格,英文缩写是PPI,例如钢材的价格、水泥的价格、配套装备的价格等。投资品价格如果涨得太快,叫经济过热。第三种价格就是资产价格,资产价格涨得太快,叫资产泡沫。我国主要统计两种资产价格,一种是股票的价格,一种是房子的价格。


           1. 资产泡沫的形成不在股市的三个原因


           在中国,资产价格一般就是指股价和房价,所以,抑制资产泡沫就是防止股价涨得太快+防止房价涨得太快。而这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,实际上并不包括股价。我们估计未来五年内,股票价格不会涨得太快,可能资产泡沫的形成不在股市上,股市基本上是个慢牛。原因有三:


           第一个原因是证券监管部门把对上市公司监管作为首要任务,对内部交易、买壳卖壳、资本大鳄的行为等非常关注,尤其是现在大数据随时可以发现每支股票的异常波动,在这种条件下,我们估计,股价涨得太多的可能性基本不大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对场外配资非常关注。股价涨得太快往往是场外配资引起的,像2015年的那次股灾,就是银行的场外配资引起的,所以现在对场外配资非常关注。只要有一点点苗头,就很关注。2016年,保险资金跃跃欲试,要进入股市,引起了证券部门的极大关注。一开始是万宝之争,宝能进入万科要争夺控股权,后来收购南玻(南玻是我国玻璃行业的“黄埔军校”),引起了整个经营班子的集体辞职,后来又要收购格力,导致董明珠小姐上京告状。


           当然,全世界保险公司都可以入市,这个没有问题,但是保险公司入市,要坚持两个原则:一个是价值投资,就是不能控股,不能琢磨更换领导班子的问题;第二个是长期投资,不能今天进明天出。像恒大,今天进明天出,这就违规了。去年保险资金的行为,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极度关注,就是因为担心保险资金的场外配资,引发股价的过快上涨。所以去年对恒大、宝能这些保险公司的处理就表明监管对场外配资已经非常警惕。在这个条件下,我们估计股市涨得太多的可能性基本不大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三个原因是现在IPO的速度很快,一个星期最少有四五家企业上市,在这么多企业上市的条件下,估计股价涨太多的可能性基本不大。


           基于这三个原因,我们估计资产泡沫不会产生于股市,股市未来能做到慢牛就不错了。


           2.抑制房市资产泡沫的两个办法


           所以这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的重点实际上是房市而不是股市。担心房市出问题,担心房价涨得过快,引发泡沫,泡沫一旦刺破就很麻烦。所以这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抑制房价过快地上涨。房价的过快上涨就会形成资产泡沫,这是个大问题。现在抑制资产泡沫的目的既不是让泡沫继续吹大,也不是现在刺破,所以叫抑制资产泡沫。我们统计了一下,中国的财富68%表现为房产,房地产泡沫一旦被刺破,影响了所有人的财富缩水,可能非常麻烦。抑制资产的办法有两个:


           一个是中短期对策,就是现在的限购限贷,尤其是一二线城市,限购限贷非常严格。限购限贷的控制核心是控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,因为这种需求拉动了住房供给不是为了满足刚性需求。房地产泡沫的关键是住房供给不能过多地超过刚性需求,一旦超过,泡沫就被刺破了。比如说,平均每家五套房了,泡沫就刺破了。所以,防止或抑制房产泡沫的核心就是住房供给不能过多地超过刚性需求,超过刚性需求的就是因为投资和投机需求太大了。


           一般来讲,住房有居住功能,但同时必然带来另外两个属性:一个是金融属性,一个是投资属性。这两个属性必然引发两种住房需求:一种是投资性需求,一种是投机性需求。投资性需求不是为了买房子住,是为了未来收房租;投机性需求就是为了炒房价。这两种需求虽然拉动了住房供给,但往往会使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。而现在中国这种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又非常旺盛,因为人们发现抵制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房子。像一线城市,有的房子涨了差不多十倍,刚好可以抵抗通胀。


           2002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只有16万亿,而今年6月底已经到了163万亿,翻了十倍。房价可以抵御它,所以人们经常有这种投资和投机需求的冲动。但大家都有这种冲动的话,最终一定会是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。因此,要抑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限购限贷。一线城市一家可以买两套,两套是够住的,但大家都想买第三套和第四套。第三套和第四套房子就属于投资或投机性需求,都想买,而且不惜以假离婚来解决。


           今年年初,我去深圳,一个学生来看我,领了办公室另外三个人。我们在一起喝咖啡聊天,聊着聊着,听说他们都离婚了,就因为买房子,而且买了以后就不想再结婚了,因为离了太自由了,结什么婚。我听了很震惊,这就是投资和投机性需求,这种需求非常之旺盛,不抑制的话,最终使住房供给一定超过刚性需求,泡沫将被刺破。有人的限购限贷很有意见,但没办法,只有这样才能抑制这种投资和投机性需求,不至于使房子供给超过刚性需求,泡沫才不容易刺破。所以,中短期对策的限购限贷,我估计将越来越严格。


           另外一个对策就是长效机制,长效机制得要抑制房价才行。像最近讨论的共有产权和租售同权都属于长效机制。尤其是最近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长效机制,就是调整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。要调整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,空间布局的调整可以抑制房价的过速上涨。雄安新区的提出实际上是要调整北京的发展空间布局,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都将转向雄安新区,北京只保留首都功能。首都功能就是四件事:政治中心,国际交往中心,文化中心,科学创新中心。除了这四个之外都属于非首都功能,那就要迁出北京,转向雄安新区。


           比如,经济中心不属于首都功能,大量企业得迁出北京,不是一个两个企业,我估计央企总部大部分得迁走,迁向雄安新区。再比如,北京不是教育中心,不少大学得搬家,得迁。北大清华不会迁,但是扩大规模不行,要扩大规模可以在外地办分校。北大最近在深圳办分校,北大医学部准备迁往雄安新区。根据最近公布的具体方案,不少大学得迁出北京。又比如,北京不是医疗中心,现在北京看病的人85%是外地人,分解医疗资源,明确北京的名医院在北京都不能再扩大规模了,要扩大可以在外地办分院。这些非首都功能都将离开北京,已经正式公布了要离开的单位,包括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。这么多功能走了,还有多少住房需求,这些需求的降低,房价当然就得以控制。


           过去把上海叫做中国的经济中心。但其他国家不把自己的城市叫做经济中心,像纽约、伦敦,都叫金融中心。上海的一些功能可能也得迁离,哪一个地方来承载上海分离出来的功能,需要研究。未来的广州深圳,也需要分解功能,提出粤港澳大湾区。实际上都是要调整空间布局来解决问题。我想,要调整空间布局,有四个一线城市——北上广深,调整之后再冒出四个一线城市,中国经济再持续增长20年没有问题,所以叫千年大计。我估计未来抑制资产泡沫将更多讨论长效机制。


           防范金融风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抑制资产泡沫,现在正在全面推进。


           对策2:稳住外汇


           外汇出问题一样会引发金融风险,所以要稳住外汇。去年5月以后,我们的外汇表现不稳,两个压力很大:一个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非常大;一个是外汇储备量的减小的压力非常大,今年1月外汇储备量减小到了3万亿以下。去年6月以后,国务院提出两个不能:一个是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;一个是外汇储备量不能持续减少。这两个如果爆发的话,就必然引发金融风险,所以提出了稳住外汇来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。怎么样实现稳住外汇的目标?


           第一,外汇体系改革上已经放开的部分,不往回收了,不会倒退到资本管制上来。比如一个身份证一年可以换五万美金,放开了,就不再往回收了。所以去年11月谣传一张身份证不准换五万美金了,我就说不可能,只是登记一下干什么而已。再一个就是孩子海外求学,学费生活费已经放开了,只要孩子拿到外国学校入学的offer,要多少外汇换多少外汇。再一个就是自贸区的企业,像上海自贸区的企业,已经答应他们在海外投资,拿到海外合法法律凭证的可以换外汇。所以,凡是已经放开了的外汇体制改革,不往回收了。


           但是没放开的,暂时停止了。就个人来讲,有三个海外投资完全停止了:第一个是海外不动产投资,基本做不成了,当然过去也没放开过。第二个是海外证券投资,过去没放,现在彻底停止了。第三个是海外的保险投资,现在停止了。我们放开的海外保险是消费类保险和医疗保险,但是投资类的没放,现在彻底停止了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二,海外并购凡是技术类并购继续支持,比如海外收购芯片企业、半导体企业等,但是非技术类一律严格审查,像海外买酒庄,买酒店,买足球队,买俱乐部,房地产投资等等都严格审查了。不把外汇储备消耗在非技术类的并购上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三,“一带一路”的海外投资,将全面使用人民币投资,不再动用外汇储备。因为“一带一路”投资,我们是主导方,使用人民币投资,稳住外汇。我们在不断地做不少国家的工作。欧洲央行收购了相当于5亿欧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。实际上这是一个信号,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,来减少对外投资的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的消耗。


           总体来看,稳住外汇储备的办法主要是这三个,现在看来基本上稳住了。估计外汇出问题引爆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减小。去年11月,决策层已经估计到人民币贬值的最坏结果了,但是到了1:7就基本停止了,贬值的情况基本稳住了。外汇储备的减少也基本稳住了,今年2月起,外汇储备量在不断地增加,6月以后,又增加了对美元外债的购买,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以上。


           稳住外汇的办法,我们基本上使用了市场的方式,是服务、服从于国内的需要的。所以外汇引发国内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减小。当然,可能影响到了一些海外投资,估计好多企业的海外房地产现在是半拉子工程,钱出不去了,以后都很难再做了。


           对策3:稳住债务


           债务链条断裂,最后一定会引发整个金融风险,所以要稳住债务。债务分三种:个人债务,企业债务,政府债务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一个是个人债务,分析发现,现在个人债务不高,不会引发金融风险,就算把去年的房贷增加了4万多亿加进来也不高,中国人总体比较保守,很少借钱消费,一般储蓄的倾向比较重,而且一般老琢磨儿子孙子咋办的问题。美国人认为,把自己这辈子赚的钱彻底消费完是最佳人生,我们认为留财富给后代是最佳人生,所以不会有太大的负债。为什么高薪养廉在中国行不通,在美国却又可以?美国只考虑本代人的问题,一点钱就够了;我们是考虑孙子重孙子的问题,没法高薪养廉,因为养的不是自己,而是儿子孙子。这是民族性格问题,所以中国人不会有太高的负债消费,个人债务不大,不会引发太多的金融风险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二个是企业债务,企业债务现在总体来讲偏大,但偏大的是国有企业,民营企业负债不高。最近公布了民营企业500强,研究了他们的负债率,其实不高。所以这一次降低企业负债率的重点是国有企业,去杠杆的重点是国有企业,国有企业是重中之重,这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。所以国有企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,要降负债率,去杠杆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三个是政府债务,现在看来,中央政府的债务负债率不高,在非常合理的控制范围之内。现在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偏高,且潜在债务比例比较高。潜在的政府债务是指实际为政府债务,但是没有表现为政府债务。过去地方政府靠融资平台来借债,成立一些融资类的公司,把土地和高速公路装在里面来融资。融资平台政策现在做了严格界定,很难做了。结果从去年开始,地方政府创造了两种增加潜在债务的办法:一种是PPP制度,许多地方政府为了GDP的增长,无限度扩大PPP的范围,导致通过PPP而引发的潜在债务不断增加。另一种是产业引导基金。地方为了服从产业结构调整,搞产业引导基金,有1万多亿。产业引导基金如果拿财政的钱是可以的,问题在于好多地方政府用银行的钱。从今年8月起,全面清查地方的潜在债务,而且这一次的提法叫终身追溯领导责任。


           对策4:治理金融乱象


           金融乱象的持续最终会引爆金融风险。前几年金融改革推动的速度很快,有一项金融改革可以说一枝独秀,就是放开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。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,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以银行融资为主的国家,银行融资的都是债务资金,未来要放开非银行融资机构才行,只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融到资本金。


           前几年,我们放开了各类投资公司,大面积地放开了各类基金(重组基金、产业基金等),而且放开了保险公司,批准了50多家保险公司。这都属于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,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,但是在放开过程中的规则没有跟上,所以出现了所谓的金融乱象。比如说,谁都可以办投资公司,租个门面房装修一下就是投资公司,高息敛钱,钱一到就跑了。对投资公司准入的条件没有设计,运行规则没有监管,结果出现了大量投资公司。最后导致从2016年开始,大量的线上、线下投资公司出事,线上像e租宝等,线下投资公司上海、北京是重灾区。为什么呢?因为在放开的时候,准入条件和运行规则没有设计清楚,所以大量出事。2015年下半年,我专门考察过这项改革的效果,跑了不少线上、线下的投资公司。考察之后,我的一个重要感觉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基本不能维系,一旦商业模式不能维系,最后就是问题。他们答应客户的回报率在20~30%,那么自己的回报要在40~50%,这么高回报的商业模式不可能维系,一旦断裂,问题就出来了。


           2016年全国两会之前,哇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先生来北京。他的新书发布会之后,我问他,实体经济回报率多少是正常。他告诉我,7~8%已经很不错了,10%以上是要付出洪荒之力的。而大量的投资公司回报率都在20~30%,这种商业模式怎么可能维系?结果大量线上、线下的投资公司出事。最近批投资公司的难度就大了,有人说这是改革的倒退,不是倒退,而是要解决问题,没办法,只能往回收。


           再一个就是放开了各类基金,产业基金、证券基金、过桥重组基金等,放开是对的,但基金的特点是拿自己的钱投资才叫基金,但是好多基金公司自己没有钱,而是拿银行的钱投资。银行的外围资金大量地进入了各类基金,这是严重违反规则了。银行的钱是不能进入基金的,一放开后,很快把股市又炒起来了。今年年初股市回落,原因就是清理外围资金,好多机构运作不了了。这种基金是有问题的,现在开始清理各类基金。有人说这又是改革的倒退,不是倒退,得要规范规则才行。


           再比如说,前几年放开了几十家保险公司。懂行的人愿意办保险公司而不愿意办银行,因为保险公司是不能破产的,银行是会破产的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,那么多商业银行破产,唯独保险公司政府力保,因为它有保障功能。放开了五六十家保险公司,放开是对的,但是规则没有搞清楚,比如保险公司入市的原则没有搞清楚。保险公司可以进入股市,但是必须坚持两个原则:一个是价值投资,一个是长期投资。价值投资不能考虑控股权,不能更换经营班子。长期投资不能今天进明天出。宝能和恒大,要么非价值型投资,要么非长期投资。


           这些都属于金融乱象。金融乱象不治理,会引爆金融风险。从今年4月开始治理金融乱象,这一方面的工作在持续推进,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在不断地发放各种文件,核心都是治理金融乱象,要界定新的规则,来防范金融风险。


           对策5:调整货币政策


           从1997年到现在,我们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,结果货币的投放量有点偏大。许多金融风险就是货币掌控不好引起的,所以,今年年初开始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,不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。


           反映货币政策情况有三个指标,也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货币有三个口径:第一个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,反映新增货币投放量,过去这项指标很高。2008年货币增长量是30%,后面几年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,证明货币供应量很大。第二个就是存款准备金率,它反映存量货币的运作情况,降准往往是更多的货币投放量,近四五年来,存款准备金率从20%降到15%左右,等于大量的钱流出来了。第三个是央行的逆回购,央行通过收购商业银行的价值符号来调整市场货币。如果发现市场钱太少了,就收购社会上的央行商业票据,一收购货币就流向市场,货币增加了。


           今年,这三个指标都开始调整了: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降到了两位数以下,6月底只有9.4%,这是近20年来第一次降到两位数以下,说明新增货币投放实际速度在放慢;存准率一直维持在15%左右,没有降准,那就说明存量货币不想太大地扩张;央行逆回购向市场投放货币今年是最少的。从指标上看,确实转向了稳健的货币政策。


           未来的货币政策怎么调?是6月份定的。6月份主要看两个论坛,一个是上海的陆家嘴论坛,一个北京的五道口论坛。这两个论坛释放的信号就是货币政策四个字——“不紧不松”,就是稳健。紧接着,7月,全国金融会议上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。


           过去一直宽松,稳健就是紧,所以出现了钱荒,资金紧张。这样一来就告诉企业,经营战略也得调,高负债高增长的企业都运转不成了,因为在过去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下,企业可以借新债还老债,不断能维系高负债高增长的状态,一旦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,就没法维系了。好多企业就提出轻资产战略,王健林开始卖资产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维系不下去了。所以大家对未来资金的紧张情况要有思想准备。资金荒估计会延续两到三年,因为我们要有适应过程才行。


           对策6:稳住实体经济


           实体经济如果长期处于萎靡不振、亏损和盈利的边缘,甚至出现大面积的亏损倒闭,一定会引发金融风险。怎么稳呢?就是要让实体经济有一个正常的盈利能力才行。如果实体经济都处于亏损和盈利的边缘,那么谁都不愿意搞实体经济,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,实体经济越来越糟糕,得尽快改变这个状态。怎么改变呢?让实体经济有正常的盈利水平,最直接的做法就是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,因为成本和盈利成反比,成本降低了,盈利就增长了。


           让实体经济从亏损的边缘走向盈利,降成本是最主要的一个办法。怎么降成本呢?企业成本分两种:一种是人力资源成本,现在人力成本很难降,因为中国处于劳动力短缺时期,工资给不够,新新人类宁可失业也不干活,未来几年内,中国的人力成本会继续上升,这个成本是降不了的。另外一种成本就是制度成本,制度成本是制度设计引发的成本,是人为设计的,制度成本是可以降低的。所以降成本的重点是要降制度成本。我国的制度成本包括五个内容:


           第一个制度成本就是税费,我国实体经济明显税费偏高。有人讲我们的税不高,美国比我们还高。这个没法比,因为税制不一样。美国是直接税为主的国家,什么叫直接税呢?就是赚了钱再交税,赚了钱以后考虑多少是利润多少是税收。我国是间接税为主的国家,什么叫间接税呢?就是行为税,有行为就得交税,像营业税、增值税,不管赚不赚,有行为就得交税。中国企业税负为什么偏高?税制设计有问题,不管有没有赚钱,有行为就得交税。怎么办呢?要调整,要将间接税为主改成直接税为主,大面积取消行为税,像营改增就是这类。未来,增值税是取消的,间接税是消费税和资源税。去年营改增搞了一年,国务院说减税减了6500个亿,结果我到企业调研,企业都说没有减,不仅没有减还增加了。我就很奇怪,为什么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评价。总理还专门调研这件事,开的是企业座谈会,把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找来了,问他到底减没减税。任正非说能抵扣的都减了,关键有好多不能抵扣的没减,例如在市场买了10斤豆芽,不给开发票就减不了。总理就笑了,说你这个例子太极端,不至于每天买豆芽吧。后来任正非告诉总理说,我们华为算了一笔账,如果要抵扣税,我们要雇200人来做这件事,这200人工资比减的税还高,就不干了,所以没有减。这就说明我们的方法和环节有问题,得想办法调整才行。国务院把税费调整仍然作为重点工作,降低税费来增加企业盈利,降低企业制度成本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二个制度成本是企业交的三险一金或者五险一金偏高。有人计算过,我国企业交的这项费用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~6倍。详细算过,是越南的6倍,所以中国有的企业跑去越南投资了。过去设计偏高,是因为未来的社会保障就靠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,实际错了,其实我们交的税里有一大部分用于社会保障,不是光靠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的缴纳,所以过去设计偏高了,应该降低才行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三个制度成本是企业的租金太贵,因为地价太高。最近在上海调研发现这么高的租金,我都很吃惊。开始以为是开发商把租金弄高了,一开座谈会,开发商告诉我说:魏老师,你们搞错了,地价太高,租金降不下来。这么高的租金,企业没法办,所以要想办法降租金才行。


           第四个制度成本是企业的融资成本总体来讲仍然偏高,得想办法降低融资成本。


           第五个制度成本是企业的商务费用太高。我就纳闷:反腐败,商务费用应该降下来才行啊,怎么还高了呢?调研后发现两种情况:一是有的政府部门把这件事情给中介了,企业办事费用很高。另外一个是在反腐败的时候没有把权力拿过来,导致商务费用仍然偏高。要降商务费用才行。


           总体上,目前企业的制度成本,大致就是这样5项内容:税费、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、租金、融资成本和商务费用。我们算了笔账,如果企业的制度成本降10%,50%的实体经济就可以摆脱亏损,进入盈利;如果降20%,90%的企业将进入正常盈利状态,整个经济就将被稳住。所以降低制度成本是个大问题,制度成本如果不降低的话,很难进一步推动金融风险的防范。我估计下一个阶段是想办法降成本,让企业的盈利达到应有的水平才能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。


           总体来讲,目前防范金融风险就是这六件事,做好这六件事就能防范中国产生金融风险。只要金融风险不爆发,中国经济就会持续稳定增长,所以现在把风险的重点放在金融风险上是有道理的。可以看到决策层的意志非常坚定,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,在组织结构上保证对金融风险的防范。如果能够防范住的话,中国经济保持20年的持续增长是没问题的。过去把风险点放在增长方面,有一套做法;现在把重点放在金融上,又有另外一套做法。这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,建议企业要关注这个问题。


    二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件要事


           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重大问题: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,经济增长的重点将在哪里?增长的方向在供给侧,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就是指我们未来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来源于供给侧。


           经济学家把人类生活分为两个部分:一个叫需求侧,一个叫供给侧。需求侧包括投资需求、消费需求、外需、出口等;供给侧包括消费品供给、投资品供给,还有供给结构,等等。目前认为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方面,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四件事:


           1.调整经济结构


           要调整经济结构,要寻找新的增长点。调整新经济结构,未来要推动新增长的三个产业:一个是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,一个是服务业,一个是现代制造业。


           2.转变经济增长方式


           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是靠要素如劳动、货币、土地等的投放,现在都不好办了,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,转变得靠创新,叫创新驱动,提出产品服务的创新、商业模式的创新、技术创新等等,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。


           3.调整开放战略


           过去的开放战略是搭别人便车,搭了30年,用两句话说就是:扩大出口,吸引外资。利用国际市场吸引外资,利用国际资本,都是搭别人便车。但光搭别人便车,最后没有朋友了。光搭别人便车,中国发展这么好,这种战略不能再搞下去,否则富了也没有朋友,不受人尊重了。所以得调整开放策略,既强调搭别人便车,也强调别人搭我们便车。别人搭我们便车的重点调整就是“一带一路”,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提出就是开放战略的调整。


           4.深化经济体制改革


           怎么深化?改革开放到明年就整整40年了,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就得问题导向,有什么问题就得改什么,不能笼统地讲了。


           改革开放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都成为有产者了,成为有产者就担心一件事——财富安全不安全。如果不安全就移民了,移民不是因为外面的空气好,不是教育条件好,是担心自己的财富。既然大家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,就必须改革,保护产权。如果不保护产权,人们会永远很担心,就没有增长的动力,所以重要的改革是保护产权。今年两会有一个重大成就,就是通过了《民法总则》,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保护个人产权,有详细规定。


           整整发展了40年,虽然财富增长很快,但环境越来越糟糕了。环境是个大问题,必然要推动生态文明的改革,而且绝不姑息,对环境的侵犯决不允许。过去穷的时候,没吃没喝,先把温饱问题解决再说,哪里会考虑环境问题,放点废水排点废气,还能忍一下。人富裕之后,命就比较贵了,现在绝不容忍了,所以生态文明改革就启动了,而且态度极其严厉。最近15%的企业因为环境问题关闭了。


           最近我去一个地方,人家说:关了20%的企业,魏老师,这怎么干?我说,关就关,人都没法住了,搞什么财富,一定是生态文明改革,而且坚定不移。这是新的改革,因为我们到了这个阶段,环境那么差,还不改,那就出问题了,所以生态文明改革就成了改革的重点。我看凡是提前解决了污染的企业,这次都没有问题,而且现在有很大的市场,因为别人生产不了的,市场很紧缺,你能生产你就有市场。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必然的,因为关了这么多企业,市场都给了你,价格还能不涨吗。所以,凡是顺应改革的企业,都有竞争优势。生态优势,是有意义的。


           大家注意,这次提到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问题导向,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。大家担心财产安全,就保护产权;大家关心环保问题,就进行生态改革。这个持续改革会进一步推进。


           总体来说,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,就是这四件事:一是调整经济结构,寻找新增长点;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,从过去的要素投放转向创新驱动;三是开放政策,由过去搭别人便车,变成搭别人便车的同时也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,“一带一路”;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,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问题导向,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,产权改革、生态文明改革都成为重要的问题。


           所以,现在决策层对中国未来经济两个重大问题的判断,一个是风险在哪里,一个是增长在哪里。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,所以要防范金融风险;增长主要是供给侧方面,所以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全文重点就是两句话,一句叫防范金融风险,一句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而把这两句话统一起来,叫“稳中求进”。未来的整个增长方略,也即未来的主要指导对策,就是“稳中求进”。稳什么?不是稳增长,而是防范金融风险;进什么?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我估计这句话可以管5年。谢谢大家!(根据魏杰教授演讲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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